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
（一九三○年九月一日）
一 中国社会的结构
政党负着解决政治问题的责任，而每个政治问题都是经济及社会的要求的反映，也可以说是在某个时代里特定的社会的全般结构的反映，所以我们先要明白了解中国社会的结构，然后才能着手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现时的中国究竟是一个甚么社会呢？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有下列的几种，可以代表流行的见解：
第一个答案：中国现时还是封建的社会。
第二个答案：中国现时已经是资本主义的社会。
第三个答案：中国现时正在由末期封建社会及“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向着资本主义社会过渡。
上面的三种答案，各各言之有理，相互排击诋毁。究竟那一个对呢？我们以为必需要先有正确的定义和科学的根据，才不至于陷入错误的争论。并且我们知道，要了解一个社会的全般结构，必需从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三方面去观察分析，把它们的结果综合起来，然后才能得一个明确的结论。我们现在先下封建社会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定义。我们认为封建社会的经济方面，主要的是：以政治的力量占有土地的地主对农民（或农奴）行生产品之剥削和掠夺，并压迫农民做无偿的劳役，所谓自足自给经济占社会经济统辖地位。封建社会的政治方面，主要的是：居统治地位的阶级是广大土地的占有者，他们有军民财政的全权。封建社会的社会方面，是：在这个社会内有梯子式的阶级或身分差别，各阶级和各身分中间有严整的界限，如地主和农奴，商人和贵族，手工业的雇主与学徒，地主与王侯等等。反映这个梯子式的阶级和身分差别的社会意识是“名分”“礼教”，是“上下有序”“尊卑有别”的要求，是主奴从属主义。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方面，是：工厂工业的大规模商品生产占社会经济的统辖地位。生产者主要的是工钱劳动的工人，他们和生产手段脱离。资本主义的政治方面，是：工商业者及金融资本家居统治阶级的地位，国家政策视工商业者及金融资本家的利害为转移。资本主义的的社会方面，是：社会的阶级差别，主要的是工钱劳动的工人和资本家，而流行的社会意识是自由主义，是个人主义。
定义既经确定，我们再去考察中国社会客观的内容。
如果我们只是根据西北西南等落后省区的社会结构来说，那我们就很容易肯定第一个答案，以为中国现时还是一个封建的社会，因为在这些区域内面还是以自给自足的经济为主，官僚政治的封建性更保存得完整，如甘肃马氏，不但自身拥有广大土地，而且累代为官。官衙的徭役供应还是十分盛行，在许多地方，人口的买卖、奴婢的养育，等等，是公然由社会官厅承认的。
如果我们只是根据沿江沿海沿铁路的地区的经济结构来说，那我们又容易得到第二个答案，以为中国已经是形成了近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因为不但那些地方的农村经济已经完全为资本所统治，农民为商品而生产，而且在都市中已经有近代资本主义的影像，新式工厂到处可见。
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如下的事实：70%以上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差不多30%的人口住在城市中，差不多只有3%的人口住在有新式工业影迹的城市里，其余的城市差不多只是行着简单再生产的手工业及半农业的城市，产业工人的数量，连煤矿工人及码头工人计算在内也不过占全数人口的0.5%（千分之五），在各地农民所生产农产品当中，自行消费的，平均约占40%，拿去和手工业及机器工业制品交换的平均约占15%，其余的45%的农产品是被地主、商人以田租高利贷及“不等价交换”（商业的欺骗）等等形式，被政府以捐税征发掠夺的形式剥削了去。再从工业的消费量来说：农民每人每年平均收入约为三十元，其购入工业品的价值至多为收入的15%，城市人民每人每年的平均收入约为五十元，其购入工业品价值至多为收入的35%；又中国人民全体所消费的工业品中由外国输入的约占45%，由本国自制的约占55%，而且本国自制品中，手工业生产品约占其大部分，由新式工业所制的不过占其小部分。又，在中国的新式工业当中由外国人资本经营的占80%，本国人的不过占20%。如果我们考虑这些事实，那么，就可以得到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影像：中国的社会经济从主要点说，实在还是在农业手工业生产的阶段中。在这个阶段中，地租虽然以土地私有及自由买卖的形式发生出来，而实际上主要是由政治掠夺发生的。商业资本的高利贷和不等价交换，虽行着极凶暴的积累，而不过是工业资本发生以前的现象，并非近代资本主义（工业资本）的本质。其他官僚的剥削及政府的捐税也是封建政治的附属物，与贡赋徭役实无二致。微弱的本国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一方面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竞争，他方面因为农村破产的缘故，得不到销场，所以不但不能发展，而且最近有日行破产的现象。因此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体之农业手工业生产，一方面因政治的掠夺及帝国主义经济的竞争而日就崩坏，他方面则无法过渡到一个近代资本主义生产的新阶段，只是残留在原日的阶段中，不绝的朽腐，不断的挣扎，这个就是从经济方面观察中国社会所得的结果。
在政治方面，我们知道：现时中国的政治组织是封建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虽为历朝统一的集权组织的骨干，而实则每个行政区域内的官僚首长都保有任免下级官僚及自行征收赋税、训练兵马的全权。强固如元代及清初的统治，皇帝且不能多所过问，更不必说到每个朝代的衰微期和现时的腐败统治。中央政府徒具形式的统一规模，一切放任于省区的官僚（曹吴时代有巡阅使，现时有几省剿匪司令），省区的官僚更委之于县（清代更有道、府、州等），最后才有县官的爪牙联络着绅士们（士大夫或地主）去宰制农村。每个官僚形式上是对职守负责，而实际是对他们的主人（长官）个人负责。这样形成一个多层阶的统治。各个层阶，都是以首长官僚为中心，而以血缘及过去的主属关系去团结及布置爪牙僚属，构成一座很高的而专以压迫剥削人民、包办军民财政为务的金字塔，塔底是农民及其他平民群众，塔尖为皇帝总统或主席总司令。从官僚的出身来说，他们都是士大夫，商人不过占少数的一部。士大夫大抵是由地主或其他占经济特殊地位的家庭出身，即不然，也会在服官以后很快的变成地主，和其他经济的统治者。士大夫的意识主要的是礼教和名分。因此我们要断定，中国的政治组织，实际上还是变形的封建统治。
在社会方面，我们知道农村中，特别是南方的农村中，还带着很浓厚底氏族社会的色彩。差不多在全国中，血缘关系是支配社会生活的中心。妇女固然是普遍的奴属于男子，而奴婢仆役的买卖及处分尤为地主家庭中自由的事件。士大夫的“礼教”“名分”的意识支配着社会的大部。
像这样的一个社会的全般结构，我们固然不能根据它去承认上述第一说，以为中国还是一个封建社会；同时我们也不能根据它去承认第二说，以为中国已经是近代资本主义的社会。我们只是认为，中国现时的社会，在形势上固有异于古代的封建制度；但，就其内容的性质而论，的确还离不了封建势力的支配。因此，整个的中国社会，还滞留在封建势力支配阶段，还是前资本主义的时代。同时又因为帝国主义势力支配着中国的缘故，使中国社会益呈复杂的状况。这两重支配，都是使中国社会不能向前进展的大障碍。
（注：上文的数目字系以现存的统计及记录为基础引申出来的，不十分可靠，但大概可以相信的。）
二 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
由上面的分析看来，中国实在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而构成中国社会的封建残余成分及前资本主义的成分实比其他的成分较多而且重要，现在我们要问：中国社会底历史前程到底是什么？
我们在答覆以前，先要限定问题的意义：如果题意是指较远的将来的前程，那么我们可以肯定的说，是社会主义的社会，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前程，中国不能独在例外。但是我们现在所要求答覆的是紧接着中国社会现阶段的前程。
推测一个社会的历史变迁，应着眼于下述的事件：第一，一般的经济条件；第二，各阶级的力量。我们现在应用这个观点去推测中国社会的历史前程。
第一，从一般的经济条件去考察。
根据上述的分析，中国的社会经济，现时主要的还停滞在封建残余及前资本主义的阶段。因此，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实未曾具有。现在要问：是否中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的革命，形成高度的资本主义，然后才能过渡到其他的社会形态？
我们的答覆是否定的。为什么呢？
1．因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半独立的国家，主要的国民经济机关都在帝国主义手上，帝国主义者一面挟其高度资本主义大量生产的商品和巨额的过剩资本以破坏中国农业手工业经济，同时压抑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使之不能长成；他方面更挟其政治的力量以延长中国内战，使中国不能得到资本主义所必需的统一，以维持帝国主义者自己的统辖地位。中国的资产阶级实无独立的进行资本主义革命的能力。帝国主义者固然不许中国平民群众行反抗帝国主义的革命，也不许中国资产阶级形成与帝国主义竞争的中国资本主义。
2．因为现时的中国是处在生产技术十二分发达的时代中。十八世纪及十九世纪欧美各国的革命，固然类似中国现时的革命一样，同是推翻封建势力，消灭障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的革命；但是，当时欧美各国的生产技术比较现时世界的生产技术实在已有天渊之别，因此当时欧美各国革命，不但因为领导革命的是资产阶级，要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而且在生产组织上亦非形成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不可。在现时的中国，如果平民群众掌握政权，如果农工阶级能成为政权的重心，则必然能鉴于现时欧美资本主义的覆辙，开始即应用现时的生产技术以建设国营及公营的大规模的产业，并能运用政权，防止私人资本主义的弊害，使资本逐步的社会化，绝不致于以利润、利息及田租等形式把资本化的剩余生产物积累在私人手里，重新形成私人资本主义。
第二，从各阶级的力量去观察。
1．我们首先估量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中国的资本主义因受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压迫束缚的缘故，不能顺利的发展。以致本国的资产阶级并非单纯的工业资产阶级，而是与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及地主等相结合的买办，高利贷者及商业资本家为多，即极少数的新兴民族资产阶级，也是依存于帝国主义的政治及经济的势力以保障资本的安全，因此本国的资产阶级的政治意识是暗昧的，他们一方面不能彻底的扫除封建势力，无力改造落后的经济组织，他方面不能坚决的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
2．其次再估量中国大多数平民群众特别是工农阶级的力量。中国大多数的平民群众，特别是直接生产者的农工阶级，他们在数量上占中国人民的绝对大多数，他们在政治上受着严重的压迫，在经济上受着残酷的剥削，十二分的需要解放的争斗。他们现在虽然因为反动的政治压迫，大部分无法进行直接斗争的工作，却是已经有不少的分子从事斗争，客观上，在不远的将来，那些被压迫剥削的大多数平民群众，必然的会参加伟大的政治斗争及经济斗争。也必然是要他们参加政治的斗争，才能形成代表他们自己利益的平民政权，要掌握了政权，才能进行经济解放的工作——向着无剥削的社会前进。资本主义的建设对于广大的平民群众，特别是农工阶级是无益而有害的事，因此觉悟的农工大众，绝不会在自己掌握政权之后再去做仿效欧美，形成近代的私人资本主义。
因此，从各阶级力量去观察，我们可以决定，需要社会主义的农工大众力量，现时已比资产阶级为大，而且在最近的将来还要迅速地增强扩大。
我们综合以上的观察，知道中国只有两条出路：或者是沦为国际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叫中国永远受帝国主义的支配；或者是由中国大多数平民群众自己起来推翻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的统治，建立平民政权，进行经济的解放。
如上所述，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在中国虽还未曾具备，但是处在生产技术十二分发达的今日，如果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群众能夺取政权，则必能立即运用国家力量，进行国营及公营的大规模产业建设，防止私人资本主义的弊害，发展生产，为产业社会化的基础，向着社会主义前进。象这样的经济政策，为由现时前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办法，这种过渡期的经济组织，我们可以叫它做国家资本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的内容与趋向是因执掌政权的阶级分别而不同，即：如果政权在资产阶级手里，则此种组织适为高度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对本国的劳动阶级行高度的剥削与敌国竞争的工具。现时的德、美、意、日均有此种显著的倾向；如果政权在广大的劳动民众手里，则能在产业大规模发展的条件下面，使资本逐渐社会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工具，现时的苏联已采用这种组织的办法。我们所主张的国家资本主义，当然是平民政权下的国家资本主义。
我们认为运用过渡期的经济政策——国家资本主义的组织——为平民政权建立后必然的出路。只有这种出路可以解放中国人民，可以达到社会主义。
三 我们的争斗目的
上述的中国社会的历史前程，是客观的必然的趋向，然而却不是不须革命的斗争就可以自然而然的发现出来的，并且，只有在革命的斗争进程当中才能实现出来。
我们相信，实现上述的中国社会历史前程的革命，不是一个单一性的革命——不是纯民族革命，不是纯民主革命，不是纯社会革命——而是一个复杂性的一种革命，具有民族、民权、民生三种革命性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的革命。我们更相信，这个革命不是先后继起的三个革命——民族革命，民权革命，民生革命——的历史阶段合成的，而是以同时并存的三种革命对象——帝国主义者，封建军阀地主以及依附前两者为生的高利盘剥的、反动的资本阶级——为对象的。这种特殊的革命方式，是由中国的特殊条件所决定，而中国广大的平民群众底参加革命的斗争，实为决定将来中国命运的枢纽。
孙中山先生的主义，完全是适应上述的环境和要求而生的产物。因为他一向站在大多数平民的立场上，所以他的思想内容，自始即没有离开社会主义的道路；尤其是他晚年的主张，很明白的指示我们向社会主义的前途去奋斗。不幸孙先生的叛徒们，非特曲解了三民主义，而且还假借孙先生的名义去作他祸国殃民的掩护。这么一来，不独革命中断，而且把三民主义弄得扑朔迷离，为民众所厌闻，好些革命分子遂亦因噎废食，想抛弃了三民主义去别求途径。
我们坚决的相信，三民主义这个名称虽然被叛徒们所盗窃，它的内容虽然被叛徒们所曲解，但三民主义的真相，却并不因此而受丝毫损失。我们要努力去打倒这些叛徒们，恢复中断的中国革命。只有使三民主义更加具体化，使它更加切实的适应大多数平民群众的要求，并坚决的使他们的要求实现出来的人们，才是忠实的中山主义的信徒。简单一句话，我们的斗争的目的就是实现三民主义。具体的说，我们争斗的目的，是要彻底的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民族完全解放，要使平民群众取得政权，要实现社会主义。
四 我们的争斗手段
我们已经明白了我们的目的，我们必须更进一步的去找出实现目的的方法，这个实现的过程，就是我们的斗争的手段，我们应取的主要方法是下面这样：
1．要彻底的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民族完全解放，一定要唤起并组织广大的民众，使其觉悟的参加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只有广大的民众觉悟起来，组织起来，才能无畏的作反抗帝国主义之斗争，直接由国民会议决定，立行取消一切不平等的条约。复次，我们相信：中国革命可以扩大并影响于被压迫民族与阶级的解放斗争，同时世界被压迫民族与阶级的革命运动也可以促进中国革命，声援中国革命。但是，中国革命与第三国际所号称的世界革命实为两种相异的范畴。因为中国革命有其特殊之性格，而民族的要求更不能不由民族自行解决。第三国际所号称的世界革命，是以中国革命为手段，为其所谓世界革命的先锋，并且中国革命要由它一手包办。象这样办法，实在是忽视了中国民族的要求，客观上必然会阻碍中国解放的工作，延长中国人民所受的苦痛。因为如果把中国革命放在世界革命的范畴内面，则必然的要等待所谓世界革命完全实现之后，中国才能得到解放，此种策划，是和事实的要求相背的。
中国革命的势力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工作中，可以并且应该与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阶级联合起来作斗争的同盟。所以孙先生临死的时候还要嘱告同志们：“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我们一定要联合以平等待我的革命势力及民族，而排斥及抗拒不以平等待我、蔑视中国民族要求的势力及民族，才能解放中国。
2．平民群众要取得政权，必定要用平民群众的本身组织形成坚强的力量，去推翻千余年来传统的官僚政治。过去的换朝与革命，都只是新旧的封建统治者的交替，新旧的士大夫阶级的交替，和人民隔离，所以人民必然的会受欺骗。过去的猪仔议员及最近的“党衙门”都是好例。即虚伪民主的欧美流行的代议制，也不是广大平民群众所要求的制度，他们所要求的是和人民利益关切不离的政治权力与组织。
3．要实现社会主义，一定要在以直接生产的工农为重心的平民政权确固以后，运用政权去发展生产，统制生产，使生产组织化及社会化。
五 我们具体的方案
上面所说的，只是一些要点，现在更把各种问题，做一个具体的说明：
（一）平民政权之建立
1．平民政权的涵义和先决条件。政治制度是政治争斗的结晶，因此所谓政权是统治者权力的具体表现。我们的党是代表大多数劳动群众利益的党，党的要求就是大多数劳动群众的要求。凡是自食其力而不剥削他人的，无论是直接的或间接的参加生产行程的分子，都应该是劳动者，也就是我们所代表的人们：如直接参加生产的各种工厂工人、手工业者、自耕农、佃农、雇农及设计生产、管理生产担任运输分配等等及其他辅助社会生产的职业人员。这些直接的及间接的参加社会生产的人们都是被现存封建势力及资本势力压迫着，都是要求解放的平民，所以我们总称上述这些人们为平民群众。这个广大的平民群众既要解放，自然要夺取政权。这个已经夺取得的政权，必定掌握在平民群众手里，因此我们叫做平民政权。构成平民群众的工人与农民，因为他们所受的压迫最为厉害。更因为数量较多而争斗较勇的缘故，必然的成为平民群众的重心，因此所谓平民政权，就是以工农为重心的争斗同盟，并借参与政权的比量，保障这个重心。夺取政权的过程，就是这个广大的平民群众向目前的统治者作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即等到推翻整个的反动统治，确实建立自己政权为止的过程。
建立平民政权的先决条件是形成平民群众本身的组织。无组织的平民群众等于一盘散沙，虽多无益，只有在坚强组织之下，平民群众才能发挥他们伟大的威力。在今日的中国，在平民群众的组织当中，最切实的莫过于职业的组织，如工会、农会等。只有职业组织能使从事各种生产的平民发生密切的利害关系，只有职业组织能够团结他们。其次重要的是准职业组织，如学生会、妇女组织、兵士组织等等。唤醒平民群众和组织平民群众，这是平民政权的必要的先决条件。只有这样才能真实的集中平民力量，只有这样才能有力量从根本上推翻官僚政治、军阀势力及其他一切封建遗骸，而把政权收归平民手里。主张平民革命而不尽全力去唤醒平民，组织平民，从事于政治和经济的斗争，等于自欺欺人，完全是假革命的行为。至于害怕民众组织，借口于民众组织之不易节制而去禁抑它的人们，那当然无疑的是反革命了。
2．平民政权的组织。要收平民政权的实效，必须以有组织的职业团体代表构成中央及地方的政权的发动机关。因为只有如此才可以使参加生产各部门的民众确实的和政权联接而不发生隔阂；只有如此才可以彻底的铲除官僚制度及军阀政治的积弊，不再发生新的官僚政治。同时，我们认为：欧美流行的地域选举代议制度，容易酿成少数操纵多数的弊害，此种弊害与中国过去的“猪仔议员”及现状的“党衙门”等怪现象，都是因为民众和政权隔离，才会发生，要消除及预防上述的弊害及怪象，只有由职业团体代表掌握政权的方法。
我们主张：各职业团体及准职业团体，应按下例的比例数派遣代表，以组成全国最高权力机关的国民大会：
直接参加生产的农民工人占60%。
其他各职业团体及准职业团体占40%。
临时接收政权，议订宪法的国民会议，应按此原则组成之。各地方权力机关应以地方的职业团体为单位按上述原则组成之。
必须用这样的组织才能使平民群众相信革命党的领导，才能免除那些假借“训政”及“以党治国”的名义去压抑平民群众剥削平民群众的流弊。其次，我们反对欧美流行的三权分立制，而主张立法机关不与执行机关分离，一切权力属于国民大会，在国民大会之下设立执行机关。各地方的权力机关为省民大会，县民大会，乡民大会等。
3．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我们认为，在历史地理及经济的条件上，过去的中央政权都只是形式的统一，并且妨害了地方人民的发展。我们主张，应将中央权限缩小至最低限度，除外交军事以及关系全国产业统制，全国的交通及全国的财政事项等等必须中央举办者外，其余应由各地方负责自行治理。只有这个分权的原则，才能使庞大而落后的中国，向上发展。当然我们是要坚决的反对一切军阀割据式的“联省自治”和无政府的“分治合作”。在另一方面，我们主张，应于最短时间根据经济、地理、国防的种种条件，将现今的省区，从新施行一种合理的划分，因为这样才能使各省区均等发展。
4．政权的保持。要从根本上扑灭军阀产生的根源，必须造成人民的武力。过去数年来的事实已经昭示我们，人民武力不是单靠什么“以党治军”“党权高于一切”的空话可以造成的。要建设人民武力，必须一面限期实现普遍的征兵制度，一面暂时用职业团体强迫征兵的方法，使各生产部门的民众，在取得政权以后按额抽丁入伍，组成真正人民武力以保护革命。只有由有组织的城市并乡村的平民职业团体确实的掌握政权，才能使广大的平民群众热诚自动的形成自己的武力，保持自己的政权；所以平民的职业团体的政权和人民的武力二者有不可分的关系。
（二）外交政策
1．国际的形势。大战以后的世界显然的区分成四种力量。这四种力量，一面是独自形成，一面又是互相交错的影响或排击。我们中国革命，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扣，是重要的一页。所以要了解中国革命与世界的其他政治力量的关系，就不能不了解现时支配着世界政治的力量的因素：
A．帝国主义者的力量。帝国主义者的基础，虽在它对它本国的生产者并消费者的剥削，但是它的生命却是依存于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剥削的。所以各帝国主义者对于市场争夺彼此间虽有不可调和的冲突；然而，同时却也因此各帝国主义者才会对于革命势力——尤其是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革命势力——的镇压有其共同的利害，常常联合起来。
大战以后美国帝国主义已经有压倒英国帝国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以一九三〇年初的伦敦海军制限会议表现得最明白。支配了世界大部数百年的英国帝国主义，自从欧战以后，一方面因市场缩小，工业衰颓，资本输出减少，无法减免国内的社会斗争的扩大；他方面更因为不能抵抗日美的进攻，使原日在南美、加拿大、南洋群岛、印度等的地方政治的经济的支配势力大大的缩退，现时的英国正在防御战的时期。这个防御战的阵线，在欧洲，是被美国所威胁，不能不对大陆——尤其是对法——取英美协调的形态；在亚洲，是被埃及、印度与正在兴起的中国革命所威胁，作总退却前的反攻，对于日本作继续的让步。这道防御阵线一方面是为维持帝国主义联合的依据，他方面却是构成帝国主义者相互冲突的预备。“团结大宗主国与殖民地自治邦，构成亲密的经济联盟”，为目前英国的政策要点。但是这种政策只是病者无聊的哀号，决不是真能做到的办法，因为殖民自治邦已经大部分具备了独立的条件。
一九二五年五卅以后直到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失败的前夜，英国在华的经济势力几乎为日本所侵代，因此英国的东方政策在此时期为退守的时期，而联美抗日的倾向十分明显。济南事件以后，英国对日的经济斗争已入于反攻的局面。日本的让步与最近美国新经济势力的来侵，引起英国在东方有联日抗美的可能倾向。因此，整个英国在中国的政策是往复于联日抗美和联美抗日之间。
美国自大战以后已成为世界金融资本的中心，并且差不多掌有全世界主要生产额之半。它一方面挟其过剩的资本，使世界各国，尤其是欧洲及南美、加拿大等，为其政治的经济的附庸；他方面更因为它本国的工农业能相对的平均发展及有很大的消费力的缘故，能尽量的行高度合理化的生产。但是，现时生产过剩的危机却首先由美国爆发。美国内部的社会危机，现时并不比任何国家为小，因此美国帝国主义向外发展的要求，必然更加迫切。
美国对于中国的策略，始终是以“门户开放”为口号，想用纯然的金融资本的势力，使中国加速的殖民地化。它想帮助南京政府用武力去统一地方军阀，正因为它想借此：第一，打破各地方的英日的势力；第二，讨好于希望统一的多数国民；第三，镇压中国的革命势力；第四，直接扶植中国新兴的资本阶级，使为己助。总而言之，它是想借此以发展它的帝国主义的势力。它对于苏联东部也有拓殖的企图。象这样的太平洋独霸政策，必然的要和英国及日本冲突，虽然它在欧洲现时与英国正有协调的姿势。
日本自欧战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加速度的前进，它的市场差不多一半依靠中国、印度及南洋，一半依靠南北美洲。它的工业原料的取给大部分是依靠中国。它的投资经营，在中国东北及东部已经有很深固的基础。因此，日本资本主义的命运，完全依存于中国及美国。更因为敌对美国及英国的缘故，不能不在中国确立更稳固的根基。这种要求就是日本对华政策的出发点，也就是它和苏联妥协的缘故。
日本对于中国行着一个三重政策或所谓三段姿势（三段构）：第一段是利用中国的所谓的中央统一政府，独霸中国（如它对袁世凯的政策）。如果这段的策略不成功，就退一步行第二策，扶助一个北方大军阀，使其替日本当守卫黄河流域以北的走狗，以防御英美势力的北侵（如象它利用段祺瑞和张作霖）。如果这一策也不成功，它第三段就用死力抓住满蒙，使满蒙为日本所谓特权范围（如象张作霖横死时日本所表示的态度）。日本关于中国问题对英、美、俄及中国所采用的方略，始终不出这三段姿势的一段。
其余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如法，如意，甚至后起的德国，虽然在世界政治上有很大的作用，却和远东特别是和中国的关系，不比上述英、美、日三国的重要。
B．苏联的力量。苏联因为地域占全世界的六分之一，有强大的群众参加政治争斗，生产作用上有很大的潜伏势力，并且因为地理的位置不易为外力所进攻，所以它仍然是一个世界力量的重要因素。但是，因为革命后的复兴问题及原来的经济组织比西欧十分落后的缘故，现时还要集中精力于内部的建设。因此，虽然在宣传上对帝国主义取完全敌对的方式，而实际不能不和帝国主义，特别和日本妥协。苏联现在也是在一个防御战的时期。因为是这样，所以苏联对于世界弱小民族的号召，只算是一种自己本位的策略，它对中国的政策，只是想使中国革命势力替世界革命“扛木梢”。
C．第二国际领导下各国社会党的力量。这个力量，特别是在德国及英国与其他中欧、北欧的国家中，保有左右政权的相当能力。但是他们的作用只是限于在各该本国；并且在他们的对外政策上，几和帝国主义者本身无甚大的差别。特别是他们的殖民地政策，对于被压迫民族——如印度、安南、荷属印度、中国等——一样的行高度的压迫政策。他们对于中国的政策，完全是跟着帝国主义者的脚跟走的。
D．被压迫民族的力量。这个力量正在奋斗及发展中。他们是一面独自的反抗压迫他们的帝国主义与其代理人，一面是要联合世界各国革命的势力，增大争斗的声势及催促解放工作的完成。在现实觉醒中的被压迫民族，在近东有埃及、土耳其、阿拉伯、波斯、阿富汗；在远东有印度、安南、中国、朝鲜、菲律宾，特别是中国与印度为民族解放运动的主力。他们的共同敌人是帝国主义，他们的共同目的是民族解放。
2．我们的政策。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知道，在现时的世界中有四种相异的力量。这四种力量中的第一种——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必须针对它们之间的矛盾，用种种方法努力和它争斗。第二种——苏联——力量，客观上可以做我们的朋友；但是如果它要利用中国扛木梢，要干涉中国的革命，则我们不能因为它的口头上的宣传而不抗拒它。第三种——各国的社会党——在它们的纲领上应该可以做我们的朋友；但是在实际对外政策上是对我们要求的，我们应该提防它们，并且攻击它们政府的反动政策。第四种——被压迫民族们——是我们真实的朋友，真实的政治联盟者。我们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去反抗帝国主义，达到民族解放的目的。
因此我们具体的外交政策如下：
A．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B．重新订立完全平等的条约。
C．对苏联，以双方完全平等及不干涉中国革命为限，与之恢复邦交。
D．与各弱小民族结成亲密的关系，建立反帝国主义的联盟。
（三）经济政策
根据我们上述的分析，我们知道，紧接现阶段的中国社会的历史前程为国家资本主义，即是说：国家资本主义为由现阶段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底经济结构。
国家资本主义底本质主要在：第一，集中。以农工为重心的平民群众，利用掌握在自己手上的国家权力，把一切大产业、关键产业、特别是带有独占性的产业由国家专营，并奖励公营的企业，使发展生产所必需的资本蓄积由国家及社会集积起来，不致于完全以利润、利息及佃租的形式归私人所有，更运用由国家集中的资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第二，干涉。为促进全国产业的发展，适应广大群众的消费需要起见，允许经营中小规模的私人企业；但国家利用其集中的金融机关与财政政策以防止私人资本主义势力底膨胀，并使其逐渐的社会化。
现时中国主要的国民经济机关，大部分掌握在帝国主义者手里，国内的产业，一方被压抑于帝国主义者，他方被妨害于封建的残余，还在十分幼稚的阶段。故平民政权建立以后，即应立刻消除帝国主义者在华的经济统治势力，消灭封建的残余，在集中与干涉的两个原则下面建设国家资本主义。
我们把经济政策区分为二部，即：A．对外的；B．对内的。
A．对外经济政策
对外的经济政策主要的在：消除帝国主义者在华的经济统治势力，以建设本国的产业。为国民经济枢纽的关税权，现时名义上中国自主虽被“承认”，而实际是为帝国主义者所限制掌握。所谓“互惠”政策，更为帝国主义者片面的掠夺中国的手段。银行被其垄断，交通运输机关被其独占，矿山为其经营，而赔款及其他政治的剥削（如私运军火等）与毒害物品（如私运吗啡、鸦片、高根、海洛茵、士丁宁等）尚不在内。这些状况如不根本的改变，则全国人民生产的结果必大部分被帝国主义者掠夺而去，国民经济无法向上发展。因此我们对外的经济政策如下：
1．关税权绝对的自主，并用高度的保护税政策，以保育本国工业的发展及救济农业的衰颓。
2．收回一切银行、铁路、航业、通信机关、矿山及其它重要的由外资经营及外人管理的企业。
3．设置国家特许的租营制度。在产业落后、资本贫乏、技术落后的中国，利用外国专门家以开发各种产业，组织各种产业，实为有利的事件。但因放任及被强迫的结果，致造成现时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在中国横行的现象，不但产业无由开发，而且日就衰微。因此我们一面应如上述，绝对的取消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经济特权和收回其经济基础；同时我们应设置租营制度，在一定的年限内，以完全遵守中国的法律及其他有利于财政及工人为限，允许外国投资团在本国经营企业。中国政府有完全制御的权柄。这样，一方面可以免去从前的毒害，一方面可以收开发产业的利益。
B．对内经济政策
要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向上发展，除廓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势力以外，必须彻底肃清封建的残余。我们所认为封建残余的，除政治及社会的领域以外，在这里特别注重于经济的领域。现时的中国，在割据分立的军事封建势力下面，造成无数的破碎支离的“经济体”。这些破碎支离的经济体，一面依赖于地方官僚军事的压迫势力及商业资本为彼此区域间接合的纽带，他方面却正因为官僚军事的统治及商业资本的剥削，而使以农业、手工业为基础的落后经济体更濒于破灭或倒退于更幼稚的形态，这种形势特别是在北部及西北、西南各省区为著。地主的势力普遍的与官僚及军阀相结，为剥削农民的最下的一个统治者。他们掠夺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形式是佃租、劳役、自由加捐、征发物品、征用人丁牲畜、强种鸦片、滥发纸币等等。这些剥削的形式无不由于政治的权力，与资本主义时期的自由竞争的剥削不同，因此我们叫它做封建的残余。必须肃清这封建的残余，才能进行积极的经济建设。因此我们廓清封建残余的对策如下：
1．废止厘金制度、包税制度，废除现行的税率，特别是一切苛捐杂税及不合理的田赋。
2．消灭恶币、不换纸币、军用票等等军阀的财政设施，及其他依存于封建军阀政权的掠夺制度。
3．消除官僚军事机关的浪费。
4．消除产业发展的障碍，特别是佃租、高利贷及地方公所行会等不合理的制限等。
上面所述只是消极的政策。我们积极的经济政策却在于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其主要事项如下：
1．金融机关国有及一般的财政政策。
2．大产业、关键产业及独占性产业的国营、公营并促进合作社的组织。
3．“耕者有其田”及一般的农业政策。
4．城市及农村发展的均衡。
兹分别详述如下：
1．金融机关国有及一般的财政政策
我们知道，自由竞争的工业资本主义，到二十世纪已变形为独占的金融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底特质在：一切产业机关由极少数的大银行控制，而国家的政策，主要的由金融资本家支配。这种现象在产业越发达的国家越是明显，因此成为帝国主义后期的特征。金融资本不但对外有控制外交政策的力量，而且对内为集中资本，支配国家财政及国民收入，统一的施行经济建设的中枢，因此金融资本主义为资本主义发展之最高形态。在这种形态中的资本主义，它的一切经济的基础和社会主义的已相差不远了。不过金融资本的国家政权操在少数金融家手上，为他们自己的利益罢了。资本主义发展到这个阶段，无产阶级只消一旦发动，把一切中枢的机关——特别是金融机关接收过来即可以实行社会主义建设。落后的中国，它的金融机关，在国内还大部分在封建的、高利贷商业的钱庄、当铺等等手上，他方面则被控制于帝国主义的银行。虽然有不少的中国资本家经营的新式银行，但它的业务主要的是在投机的买卖，而不是产业的控制，而且资本还是非常薄弱。这种现象，是半殖民地特有的。如果中国的平民群众取得政权，一方面为着颠覆封建官僚的统治，必须把那些为封建官僚统治的财政基础加以改造清厘；一方面必须把一切可用为国家金融机关的设备如各银行及大钱庄等，分别由国家有偿的收用；特别是帝国主义在华的金融机关，必须分别收回，以构成国有金融机关的基础。至于收回金融机关所需的资本，可用发行公债的办法筹划出来。金融机关集中的收为国有之后，对于吸收人民储蓄，利用外资，推广国际贸易，统一币政，调剂金融，发展产业，以及其他一切控制资本、运用资本等等为国民经济中枢的事物，自然容易进行。
上述种种，皆为建设国家资本主义的要务；但必须辅以一贯的财政政策，才能确实得到控制私人资本，使资本逐渐的社会化的效果。因此必须实行抽收累进的所得税，资本收益税，遗产税等。同时，更须在废止现行的税率之后，切实的另订合理的税率，统一币政，实行金本位制，使全国人民负担公平，使产业向上发展。这样，私人资本的逐渐社会化便容易做到了。
2．大产业、关键产业、独占性产业的国营公营及促进合作社的组织
在产业落后的中国，新式大规模的产业，还十分稀少。现存的大规模产业大部分由外人及外资经营，其中关键产业（制造生产手段的产业，如钢铁工业、机器工业、造船业等）在本国更十二分的幼稚，差不多全数仰给于帝国主义者。独占性产业（如铁路，运输，矿山等）差不多全数由外人独占。其余中小企业虽属不少，而实不能应本国的需要，因此每年对外贸易入超之数日增，以致本国工业无法建立，产业日就衰落。
在平民政权建立之后，一方面用金融国有政策以集中资本，收回由外人经营的产业及本国的大规模的私人企业；一方面即将集中的资本建设大规模的产业。在半殖民地的落后的中国，也只有用集中资本的统一的计划，才能建设大规模的国家的产业基础，才能把资本积蓄于私人手上的弊病逐渐的消除，为产业社会化的准备。
除国营产业之外，我们必须用国家权力及人民自觉的力量推行产业公营及合作社的组织。我们在政权上主张地方分权及地方自治的制度，因此自治团体——如市政府县政府等——应行产业公营，以免一切大产业事务集中于国家，致管理官僚化的弊病更形扩大。自然，工人及消费者参加产业管理，实为救济及预防产业管理官僚化的善法，我们必须采用。同时，我们知道，在产业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和生产手段脱离，实为社会争斗的动因。在中国，虽然因为手工业及自耕农还相对的保留，生产者与生产手段脱离的弊害还不如欧美之甚，但是，大产业国营公营的办法，尚不能包括产业的全部，小规模的私人企业必须允许其存在，使能辅助国有公有产业进行生产。因此，生产者脱离生产手段的事实还是相对的存在。所以，我们除尽力发展国营公营产业以外，必须推行合作社的组织。各种合作社，应一面由国家力量补助及提倡，一面由生产者及消费者自行组织。这样不但可以防止及救济生产者与生产手段脱离的弊害，并且可以养成生产者管理产业、经营产业的技能及共同生活的习惯，为将来产业社会化的阶梯。
3．“耕者有其田”及一般的农业政策
我们为着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必须达到土地国有的目的。但是在目前的阶段，如果立刻普遍的实行土地国有，则不但容易引起农民的反感，妨碍革命的进行，而且必然的因为生产技术落后的缘故，管理及经营均发生困难，以致农民不能安心改良土地，生产力低落，甚至使农地荒废。这样不但不是提高农业生产的方法，而且会更增加农民的痛苦，使农民离村的倾向，比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中所发生的为更甚。所以我们在原则上主张土地国有，而用耕者有其田为过渡的办法。
农民离村的倾向，普通的说，是因为资本集中和聚中的缘故，使多数农民保不住固有耕地，所以才不能不离村别求生路；同时又因为在大资本下面，城市工业发达，需用多数工人，所以只得集中城市去求生路。只有梦想着农业社会主义的乌托邦的人们，才会承认农民离村有百弊无一利；同样也只有中了公式主义的毒的人们，才会绝对的承认农民离村是好现象，才会主张牺牲农民利益以促进工业的发展。我们的主张主要的是这样：一方面实行大产业，关键产业及独占性产业的国营公营，以免产业资本家之自由剥削，一方面实行耕者有其田为土地国有的过渡，以免地主的夺收和剥削。只有这样才是合理的办法。
中国的农业现在已快到完全破产的地步。大多数的农民除了卖身为兵，为奴隶（到外洋去的“猪仔”）之外，只有做土匪及流寇的出路，否则即不能不束手待毙（如西北各省的饥民），并且因为农业经济在中国为国民经济的躯干，关系于全国人民的存亡，所以我们现在要把中国农业破产的主要原因详细些叙述出来：
（1）经济的原因。构成经济的原因的是：生产技术的幼稚，耕地的过度分裂，人口分配的不平均，地主及高利贷与商业资本剥削的凶暴，家庭手工业底破产，国际农业底竞争，农村资本底缺乏。
（2）政治的原因。主要的在政治的剥削及掠夺（如苛税预征钱粮，鸦片税，不兑换纸币，使用恶币，勒损军费，征用牲畜及现物等），国家农业设备（如水利，模范农场，谷仓等）底荒废，运输交通机关的破坏，国家对外贸易政策（如所谓“互惠”政策）及财政政策（如包税及厘金公债等）底反动等等。
上述各种经济的及政治的原因，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各自独立，其实是互相关联，而且循环的互为因果。因为生产技术幼稚的缘故，各级农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十二分的低下，凶暴的地主，要得到丰裕的生活，只有利用统治的威力以重租高利盘剥农民。因为城市工业不能发展，所以城市及农村已累积的资本只有购买土地，因此自耕农日益减少；同时农村的过剩人口无法由城市容纳，大部壅塞在农村中，因之佃农日益加多，农村的耕地日见分裂。耕地过度分裂的结果，更不能利用现存的进步的生产技术，因此生产能率十分降低。因为各地方人口分配不均的缘故，致东北、西北各省区，有地缺人耕种，而东南各省的农民每户平均不过得到数亩耕地，实在不敷生活的需求。因此农民以借贷为生，终身受高利贷的盘剥；因此自耕农的土地被其卷去，变为佃农，佃农变为雇农。佃农受制于地主，必须纳全世界所未有的高度佃租以求得土地耕种，半死半活的生活实在比农奴时代更为悲惨。雇农更受着非人类的劳役的拘束，做两足的牛马。更有许多其他过剩的人口求为佃农雇农而不可得，不能不流为兵匪流寇。在闭关时代，家庭手工业还在盛行，大部分的日用品可由农村及附近镇市自给。开关以后，帝国主义者以廉价商品侵入农村，家庭工业于是崩坏，因此农村人口过剩的现象日益加剧，而商业资本的剥削日益加深。国际的农业，特别是在南北美洲及英、法、荷兰、日本的殖民地（印度、安南、爪哇、台湾等），利用其高度的生产技术及贸易政策或特殊有利的生产条件，以较低廉价格的农产品输入中国，本国农产品无法与之竞争（特别是因运费高昂纳税繁重的缘故），因此沿江沿海对外交通便利的地方，外国农产品有垄断市场的趋势。因此农民的收入更加减少，农业的荒废衰落无法幸免。至于农村资本的缺乏，一方面是由于生产技术的幼稚，无法有剩余生产的积累；他方面更由于政治的剥削使农民皮肉不存，及最近商业资本之集中于都市，用公债、特税、包税、贸易独占等方法，间接去剥削农民，使农民生产品赤裸裸的无偿的被官僚军阀买办等所掠夺征发，更谈不上农村资本问题。因此农业的生产或完全停止，或以自杀的方法，耗费地力，使生产能率大大的降低，土地改良完全绝望。
象上面所述的经济的现象，虽然表面上是生产行程的结果，而实际多由于反动的政治力量所促成。政治的剥削及掠夺，当然驱迫大多数农民陷于破产流散；国家农业设备底荒废，当然使生产技术更加落后，更加无法改良土地；运输交通机关底破坏，当然使交换行程窒塞，使农民不能不低价售卖农产品，不能不高价购买工业品，而生活水平更加降低。国家的反动贸易政策，只有使外国农产品更容易压倒本国农业；反动的财政政策，只有把一切租税负担转嫁于农民身上。象这些的政治原因，都是促使农村加速度的破产。因为农民破产的缘故，更增强统治者的反动，行更苛酷的掠夺，以促农业经济及全国国民经济的灭亡。象这样：政治原因与经济原因的交互循环，遂有数十年来使中国内战不能停止，使中国民族物质的文明与文化同陷于消亡的地步。这种现象如无法消灭，中国人民必无死所，更不用说社会主义基础的建设无丝毫希望。
我们认为要消灭上述的现象，使农民得到解放，使全国的国民经济向前发展，应有如下的农业政策，而政策中的耕者有其田的办法实为实行农业政策的先驱。因为一切政策的经济的剥削所加于农民的结果是：土地更加集中，大小地主剥削佃农及雇农更加利害，农民离村的现象更加普遍。就是说，都集中于土地问题。在现时，全国约50%的土地由佃农耕种，全体农民约50%为佃农；佃租平均约占主要生产量50%。在现时严重的农村破产现象底下，如果无法首先使农村剥削停止，使农民返村，使农业生产行程恢复，则一切其他农业政策，甚至全国的政治设施都无从着手。而首先解决土地问题，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办法，实为消灭农村的寄生，使农民返村及使农业生产行程恢复的唯一手段。也只有如此，革命势力才能得到大多数农民的拥护；只有如此，工人失业的现象才能消灭，工人的生活标准才能增高。
我们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具体方案与程序如下：
甲、立行宣布耕者有其田的法令，不耕作的人不能有耕地。
乙、立行宣布免纳佃租，其耕作中的佃农及雇农可暂行保有原来佃耕土地的使用权与收益权，听候详细办法解决。但地主回村并能实际耕作者，主佃两方，暂时共享土地使用权与收益权，其形式以契约定之。
丙、由国民会议规定土地法，并斟酌各地方状况，分别规定农户占有耕地的最高额及最低额，及国家收买土地定价法。
丁、在允许私人占有耕地最高额以外的土地，应有国家以全国国有土地为抵押，发行五十年长期土地公债，按照国民会议所规定的土地定价原则及各地方政府所决定的土地价格，收买归为国有。在最低额以下的土地，应强迫使其相互合并或加入合作社经营之。
戊、国家以外的公共团体所有土地亦按私有土地收归国有法，由国家买收为国有。
己、一切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的及其他反革命的团体的全部财产，应没收为国有。
庚、所有一切收为国有的土地，应由土地管理机关按照土地分配原则及各地方标准，负责分配于耕作的农民。原日佃耕的佃农，及无地的雇农与退伍的革命军人等，应有同等的机会领用土地，但只限于使用权与收益权。
辛、领用土地而不行耕作，或怠工、耕作不力的农民，应被剥夺其土地使用权与收益权。耕作私有土地的农民如犯以上条件，则并剥夺其占有权。
壬、不准私行买卖土地，必不得已时的土地占有权及使用权的转移，应按土地法得土地管理机关的允许而后行之。
我们一般的农业政策如下：
甲、消灭寄生剥削的大小地主，使不耕作的不能保有土地，而要从事耕作的人民随时可以得到土地耕种。即是实行耕者有其田，使农民安心改良土地并提高生产力。
乙、改订田赋，清丈田亩，依照各地收益情形及农民收益状况，厘定税制。
丙、积极的利用科学方法以振兴水利，及一切农业改良的设备，发展内地交通，推广农业教育及研究，办理农业调查，广设模范农场，务使各农村均能进行农业试验及改良的工作。利用国内外的资本广设农民银行，供给农村以必须的资本。
丁、提倡及促进农业合作。利用生产合作，使各农户能自由联合行大规模的耕作，用进步的技术以改造农业。利用贩卖及购买合作以消灭商业资本的剥削，利用信用合作以消灭高利贷。这些合作的进行，即为农业社会化的过渡。
戊、办理国营及公营的农业，尽量的应用新的技术及经济方法，使农民彻底的明了大农业及小农业的利弊。使农民能逐渐的志愿的由私营及合作的阶段，进入农业社会化的阶段。
己、速行办理移民及垦植事务，使人口与土地的比例能相对的平均。
4．城市及农村经济发展的均衡
商工业支配农业及城市支配乡村的倾向，是资本主义社会内一般的倾向。因为，在大量商品生产经济破坏了自给自足的经济之后，那些握着大量商品生产权的城市商工业者，自然会在实际上支配并压迫那些难行大量生产品的乡村农业。结果，城市繁荣，农村凋敝，城市膨胀，农村萎缩，城市集中，乡村冷落等现象，便不可避免的发生出来。这些现象，从工业化的观点上看来，虽然是进步的；而从人口及食粮政策的观点上看来，却是反动的。为什么反动的呢？因为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的不均衡的发展，一方面会引起国内食粮不足，民食非依靠海外不可的畸形现象（如象在英国）；在另一方面会引起困难的剪刀问题（农工业发展步骤不一致的问题），使社会主义的建设的路上发生巨大障碍（如象在苏联）。
我们认为，在经济落后的中国，城市的繁荣、膨胀和集中也是必然的趋势，然而我们却须得并且也能够预防农村的凋敝、萎缩和冷落。我们一方面要用合作社的办法，防止农村之被压迫被支配；一方面要用金融政策及租税政策，调剂城市和农村间的不平衡的发展。我们认为在消极的防止和积极的调剂两种政策下面，一定可以免除国内食粮不足的毛病，一定可以解决困难的剪刀问题。
（四）社会政策
我们认为，我们在积极方面，固然应该用种种方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同时在消极方面，也应该施行种种社会政策，以救济社会上现存的弊病。我们认为应该竭力改良工人的生活，确定女工童工保护法，危险工作保护法，地下工作保护法，确定八小时工作制（地下工作六小时），确定工人罢工权，确实施行工场法，使工人逐渐参加生产管理。施行种种社会保险，成立职业介绍所。规定工资与生活增加的比率，缩小劳心劳力职员薪俸的差额，提高士兵和警察的生活，给退伍士兵以土地与资本，使其耕种。创设无偿的平民医院、育婴堂、恤嫠院、孤老院。禁止纳妾或蓄奴及人口买卖。
（五）文化政策
我们认为：特殊的士大夫阶级专有知识，平民群众无法及无机会识字知书，更说不到专门知识，这件事是中国广大的平民群众的痛苦及屈辱的原因之一。我们为着消除士大夫阶级，为着解放大多数平民群众，必须坚决的主张下面的文化政策：
1．文字普及政策
A．限制文言，流通白话。
B．限期普及注音符号及简字并统一读音。
C．普及文盲救济运动。
2．教育政策
A．限期推行无偿的义务教育制。
B．普及政治教育。
C．举办普通的农业教育，劳动教育及其他职业教育，其目标在使农民子弟及各职业团体的职工能直接受必需的教育，使学得其用，用本于学。
D．关于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的教育，以实证的应用的研究为着眼点，使其普遍的深入于全国各地方学校。并极力防止学术脱离社会，陷于空谈，致有产生新士大夫阶级的危险。
E．确定教育经费，改良各级教师之待遇，保障教师职业之安全，规定养老金制。
F．认教育为社会事业，只由国家监督，不由国家包办。
G．确立国家会考制，打破学校修业期满获得文凭制。
H．停止教会在中国的文化侵略工作，一切教会学校应由中国收回自办，其他外国文化机关亦然。
六 我们和共产党及改组派的分界
（一）我们和共产党的分界。共产党纯粹是国际的，而我们是带民族性的。共产党以中国革命为手段，而我们的目的就是中国革命。共产党以为中国现时的经济组织已经主要的是资本主义的组织，因此它要用共产主义革命的方式去解决中国问题；我们认为中国现时的经济组织还是以小农及手工业的生产为主的组织，是被本国的高度佃租、高利贷、商业资本的剥削及其他政治的掠夺，并帝国主义所窒塞妨害而日就崩溃破产的组织。我们以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不是资本主义，而且在中国还未形成近代资本主义，因此，我们反对用不对症的药方——共产主义革命——去破坏一切现存的经济组织，而主张要把妨害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源除去，去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共产党只是想利用农民威劫农民，去建立一部分的工人独裁政权，我们却是要使农工的利益都确实得到保障，使工农的利益能够平行的发展，用这种方法建立平民的政权。共产党只盲目的追求未来的空想，我们却要把历史现阶段上的要求得到解决。因此共产党在目前要使中国社会更加穷乏混乱化，我们却要使中国新的社会秩序早日形成。
（二）我们和改组派的分界。从改组派上部成份上说，它是一大群旧社会的统治者或半统治者的集团，他们只是因为偶然的一时的利益共同合作，只是各自寻出路。所以它无从建立一个共同的纲领，它的政策忽左忽右，忽而投降南京，忽而反对南京而投降北洋系和西山派。它的工作对象只是勾串及依附旧势力，它无决心实现革命的主张。它只是反蒋而不反南京的统治，所以结果至多是取蒋而代之，或去一蒋介石而产出多数蒋介石。我们和改组派不同，我们不但要和现存一切的统治势力绝缘，而且坚决的要推翻一切反动的统治势力。我们认定，只有抱稳孙中山先生革命的旗帜，继续不断的和一切叛徒们战斗，才能克服伪善和凶恶，而使中国民众历来所受的痛苦羞辱一齐摆脱洗涤净尽。
（《革命行动》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