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工党早期创始人之一彭泽民之子彭湛东给编辑部送来了一张珍贵的老照片，这张照片是农工党早期创始人邓演达于20世纪20年代末在德国卡尔登寄给彭泽民的。

        这张照片在彭家珍藏了近80年，照片虽已发黄，但仍清晰可见年轻时期的邓演达英俊威武的形象。照片上还有邓演达的留言：“革命的孙中山主义同志们，要紧记着我们的任务是：解放中国民族，建立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我们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及压迫屠杀人民的军阀官僚豪绅，欺骗人民的政客，新旧士大夫；陷害中国人民的盲动工具主义者；我们的朋友是：劳苦的生产的平民大众！”。落款处还有邓演达的签名。从这句留言不难看出身在海外的邓演达反蒋报国的坚定信念与决心。

        邓演达生平去欧洲学习共有两次：一次是1925年初，另一次则是1928年夏。那么邓演达寄给彭老的这张照片是哪一次出国拍照的呢？从照片上的留言判断应该是第二次，那时的邓演达正在海外过着政治流亡的生活。

        邓演达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他积极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黄埔军校初期，他担任教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他正直刚毅、平易近人、严于律己，他的品德、学识和风度深得学生的敬佩和爱戴。当时，蒋介石为了使黄埔军校的学生和官兵养成对他个人的偶像崇拜，经常集合官兵进行所谓的“精神训话”。黄埔军校的教授部主任王柏龄是蒋介石的心腹，是国民党的极右派分子，他在军校内结党营私，排斥异己。而蒋介石靠他把持校政。邓演达对国民党右派分子的反动行径十分鄙视，对王柏龄之流的腐化堕落十分痛恨。由于邓演达在黄埔军校中享有盛名，蒋介石对他深有疑忌，暗中指使王柏龄对他进行监视。蒋介石借口有人要排斥校长，千方百计要把他排挤出黄埔军校，诬称他和恽代英、张治中、高语罕为“黄埔四凶”。邓演达以革命大局为重，忍痛辞去军校职务，前往德国留学，攻读经济、政治等社会科学知识。他早就“渴望新鲜空气及美丽光明”，希望有出国进修的机会，待学有所成，“可以挺身以出，为国效力”。

        1925年初，邓演达到达柏林后，与朱德、孙炳文、高语罕、章伯钧等共产党人经常在一起，共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

        邓演达第二次前往海外学习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起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公开叛变革命。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人士和共产党人积极宣传反蒋主张。6月下旬，邓演达曾两次登门向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进言，劝其坚持革命立场，不要动摇。而汪精卫拒绝接受邓演达的劝告，要走反革命道路。邓演达打算抛开汪精卫等反动分子，与吴玉章、宋庆龄、彭泽民、陈友仁等酝酿改组国民党，组建新党，继续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由于汪精卫的破坏，邓演达的计划没有成功。这时，邓演达感到已无法挽回大革命失败的局面，于6月29日最后一次出席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议。6月30日，他毅然写了《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的留别信。他在信中坚决反对歪曲和背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谴责蒋介石屠杀农工群众的罪行，并且谴责汪精卫的反革命行径。

        7月14日晚，汪精卫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举行了“分共”会议，汪精卫等武汉反动分子即于15日公开宣布与共产党分裂，公然背叛革命，封闭了工人组织，压迫群众运动，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这危机时刻，邓演达怀着沉痛的心情，秘密离开武汉，前往欧洲，开始他的流亡生活。

        就在邓演达出走途中，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南昌起义，彭泽民和章伯钧等参加了起义。起义失败后，彭泽民流亡到香港，悬壶行医。逃亡到香港的章伯钧住在彭泽民的家中，他们忧愤国事，决心继续革命。而邓演达是1927年8月到达莫斯科的，于12月离开莫斯科前往德国柏林，至1929年9月离开柏林。可见，这张老照片是邓演达在德国近20个月的时间里拍照的。邓演达将照片寄给彭泽民的意图不仅是为了表达他反蒋报国的坚定信念与决心，而且也是为了勉励彭泽民等革命同志继续革命，同蒋介石、汪精卫等反动集团斗争到底。

        当年，与邓演达一起创建农工党的老一辈革命家已离开我们了，他们留给后人有关邓演达在海外流亡的资料与照片却寥寥无几，而这张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老照片对研究邓演达和农工党党史也就显得弥足珍贵。

        今年是农工党成立86周年，中国农工民主党是在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等革命先辈为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探索复兴中国革命的道路而建立的。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帮助和指导下，农工党的同志，在遭受失败与挫折的迷茫中看到了光明，在民主与独裁的斗争中找到了正确的方向。谨以此文纪念农工党的创始人邓演达先生。